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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将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。
此次关于财产刑的修改有几个重要的变化，其中关于罚金刑的变化主要是由“限额罚金制”“比例或倍数罚金制”向“无限额罚金制”转变。
关于罚金的适用，由于刑法总则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仅规定了根据“犯罪情节”和被告人“缴纳罚金的能力” 进行综合考量，但如何考量被告人的“经济能力”显然已经超出法院刑庭法官的审查能力。
比如笔者辩护的一起案件中，公检法都主观性地认为我的当事人(公司)很有钱，但实际上我的当事人已经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。
根据笔者的辩护经验，法院因为无法客观审查被告人的经济能力，往往也不会主动进行审查，他们在适用无限额罚金的过程中，通常会以犯罪金额、违法所得等为参照标准，有的法院甚至会简单粗暴地直接给出一个罚金金额(不说明理由，也拒绝解释)。司法实践中，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充满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，这既给我们的辩护带来机遇，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挑战。
一、“限额罚金制”向“无限额罚金制”转变
比如《刑法》第161条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。
修改前的条文规定：“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……”
修改后的条文规定：“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单处罚金……”
比如《刑法》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
修改前的条文规定：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……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……”
比如《刑法》第192条集资诈骗罪。
修改前的条文规定：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……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……”
修改后的条文规定：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……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……”
修改后的条文规定：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……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……”
二、“比例或倍数罚金制”向“无限额罚金制”转变
比如《刑法》142条生产、销售劣药罪。
修改前的条文规定：“生产、销售劣药……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……”
修改后的条文规定：“生产、销售劣药……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……”
比如《刑法》160条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。
修改前的条文规定：“在招股说明书、认股书……数额巨大、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。”
修改后的条文规定：“在招股说明书、认股书……数额巨大、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
比如《刑法》191条洗钱罪。
修改前的条文规定：“明知是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……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……”
修改后的条文规定：“为掩饰、隐瞒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……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……”
三、罚金刑适用存在不确定的问题
罚金刑适用的罪名主要分布在我国《刑法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、第五章侵犯财产罪、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第八章贪污贿赂罪。罚金刑的适用方式有四种：单处罚金、并处罚金、单处或者并处罚金以及选处罚金。
司法实践中，关于如何适用罚金刑，裁判尺度明显存在不统一的情形。
刑法总则第52条关于如何适用罚金，仅仅原则性地规定“判处罚金，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”。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2条将犯罪嫌疑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作为罚金数额的考量因素。
但这些只是关于罚金刑适用的原则性规定。
关于如何适用罚金刑，刑法分则中不同条文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，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：
一是无限额罚金制，就是仅规定选处、单处或者并处罚金，但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或者参照标准。
二是限额罚金制，就是规定了罚金的上限、下限，法院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适用罚金。
三是比例或者倍数罚金制，就是根据犯罪金额、违法所得等金额，确定一个比例或者倍数适用罚金。
我国刑法总则对于罚金刑之适用仅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，司法实务中，无论是被告人还是公检法，他们往往更加关心的是自由刑的适用而不是罚金刑。
对于绝大多数被告人而言，只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缴纳罚金可以获得轻判，他们一般是会接受的，尤其是司法裁判中，存在以缴纳罚金为判处缓刑前提的做法。
而法院有时候为了网开一面，也会根据被告人的经济情况进行灵活调整，故罚金刑适用混乱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。
在罚金刑整体适用客观上较为混乱的情况下，采用限额罚金制以及比例、倍数罚金制有其优势，可以规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，也让被告人有较为明确的预测性。但以犯罪金额、违法所得等为罚金适用的参照标准也有一定的问题。
以修改前的洗钱罪为例：
刑法规定“明知是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……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……”，如果被告人洗钱的获利只有百分之二的利润，但要处以百分之五以上的罚金，当洗钱金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况下，被告人的获利明显低于罚金，因此被告人往往是无法缴纳罚金的，这也导致法院判决后无法执行。
虽然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中明确财产性判决的履行情况作为减刑、假释的重要考量因素，但一旦超出被告人的经济能力范围，客观上自然也就无法履行。
《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有意把“限额罚金制”“比例或者倍数罚金制”调整为“无限额罚金制”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给予法院充分的自由裁判权，以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裁判。这种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鉴于目前我国的刑事裁判中，对于被告人缴纳罚金能力缺乏有效的评估能力，故很难对罚金刑的适用作出相关客观公正的裁判，在裁判中甚至充满主观性。
我办理的一起串通投标案件，由于刑法关于串通投标罪罚金适用采取的是无限额罚金制，在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官进行认罪认罚协商中，因为主刑只有罚金，作为单位的辩护人，我关注的重点在于罚金刑如何适用。检察官直接告知这个问题他们无法回答，需要提前跟法院进行沟通。
之后根据检法沟通的结果是决定对我的当事人判处违法所得10%至20%之间的罚金。由于涉案金额较大，我的当事人已经退出违法所得将近7000万元，此时再处于10%至20%的罚金对于公司而言，无疑可能成为压垮公司最后的稻草，但法院和检察院在这个过程中，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经济能力，仍然直接按照他们理解的刚性标准进行裁判。
四、结语
司法实务中，被判刑的被告人往往是家庭的经济来源，而且一般正值“当打之年”，一旦被判刑坐牢，于国家而言失去一个劳动力，于家庭而言，失去收入来源，甚至还会引发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，这些都是经济成本。
在“经济类”犯罪中，可以用财产刑有条件的替代自由刑，这应该而言是一种立法进步，因为一味着适用自由刑似乎不能起到有效地预防、震慑犯罪的作用，甚至会给国家和社会以及被告人的家庭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。通过本次修正案，可以看出立法者已经开始重视财产刑的运用。
具体到罚金刑中，《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显然有意将“限额罚金制”和“比例或者倍数罚金制”修改为“无限额罚金制”。虽然这种立法修改有利于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作出灵活调整，但在法院缺乏相对有效的罚金刑适用评估机制的情况下，罚金刑的适用就充满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，这不仅会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客观，也为司法人员留下权力寻租的空间。
下一步，如何完善罚金刑的适用，立法者需要引起重视，但在当下，如何有效的维护当事人财产权利，才是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焦点。
律师简介
郑文鑫律师，北京大成(福州)律师事务所律师，医学学士、法律硕士，福建省律协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、福州市律协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。执业领域为刑事辩护，刑事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。
